文章标签 "初心"

1937年5月 ,我出生在素有鱼米之乡着称的杭嘉湖平原——浙江省海盐县。 1935年，父亲在上海國立暨南大学教育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。 1937年8月13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八•一三事变。事变的结果，上海完全被日本占领。 1938年夏，不愿做亡国奴的父亲，应滇籍同学邀请,赴云南保山師范学校执教，两年后转赴昆明昆华师范任教。年幼的我便由父母亲抱着，从浙江到了云南滇西。在颠沛流离生活中，小学没正经上过，故而连方块字也写不好！ 1950年2月19日，刘伯承、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进军取得滇南战役的胜利；2月22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，昆明获得和平解放；2月24日在昆明“庚园”召开的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，陈赓郑重宣布云南全境解放。 3月，父亲应缅甸仰光的华侨中学邀请前往任教，我即随全家到了缅甸，直至1955年高中毕业回国。 1950年6月，缅甸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。 初心 缅甸仰光华侨中学（简称华中）创立于1921年，专门为当地的华侨华人及子女教授华文。当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华侨中学的师生在校园里升起了五星红旗，成为缅甸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。全校师生高唱代国歌“义勇军进行曲”，勇敢地站在缅华同胞热爱新中国的最前方。 自1949年11月,华中便启用了新课本。为学生介绍祖籍国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面貌，秉承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；学生接受的是的是热爱祖国，热爱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教育。和祖国内地的年轻人一样，学生时代我爱看小说。看过的中国小说，如又厚又长巴金的激流三部曲。但感觉看完需要花好多天，看过后，心里像是淤着一团棉花，有一种压抑的感觉。喜欢艾芜的《南行记》，有一种从困境中挣扎的振奋。更爱看香港出版的边区文艺丛书，像《虾球传》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《刘巧儿团圆》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等等，这些书向我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，眼前出现了一座灯光灿烂的灯塔。这座灯塔，就是革命圣地延安。 那时对外国小说很痴迷。少年的幻梦随着课外书阅读的增多，内容丰富的幻想也不断变化。读了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希望像海燕一样在暴风雨中呐喊：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。我们歌唱：“你是灯塔，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!”我们多么想奔向那个地方，去接受战斗的洗礼，去寻找我们的梦。去过一种与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廻然不同的，另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。《牛虻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》那一长串名字、父名、夫名、姓等等，搞得我稀里糊涂。里面的故事却向我打开了新天地。《牛虻》的主人公亚瑟在17岁时，明白了上帝只不过是一尊用榔头就可以敲烂的泥塑，他最亲爱的padre骗了他。“上帝不是慈悲的，人能依靠的，只有自己。” 进入高中，我的语文是学校里的尖子。由于编黑板报很出色，缅华学生联合会吸收我为《人民报》学生副刊编辑（缅甸《人民报》是创刊于1947年的缅甸华文日报）。我的作文经常见报。1949年初，有一些学生回国参军、升学，他们的来信反映了新中国的新气象，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刊登在报上，很能鼓舞人心。我们还把各校同学作文收集起来交到报社，配合时事宣传，我写了《春风吹到亚非洲》等稿件；也模仿鲁迅，写过几篇杂文，这使我的作文大有长进。因而，幻想也写小说，当个作家。 由于父亲在仰光华侨中学教书（后担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），我们全家住在校园里。我也就读于该校，受到优秀的中华传统教育，练就了团结、坚强、律己的品格。新中国的成立，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；抗美援朝的胜利，世界头号美帝国主义被迫在朝鲜战场上签下了停战协议；祖国开始了全中国人民、全中华民族旷日持久的和平建设，更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生爱国热情。 初中毕业时，我也想回国，父母认为年龄太小。高中以后哪里去？同学们相互倾吐心情。 毕业后去英文学校？幼稚的我们，认为去英文学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所以都没有这个想法。当老师或者做生意？那是不得已的下策。回国升学？最革命！ 雏鹰待飞的年龄，都憧憬着解放区那自由呼吸的天地。响应祖国号召，收拾行装飘洋过海，纷纷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，成了当年海外华侨青少年的一种时尚！ 祖国我回来了...

1952年，我怀着一片爱党爱国之心，从缅甸回到祖国，从中学到大学，受到党和祖国的教育和培养，让我茁壮成长。1965年，我被征调参加解放军，从此在军队从事国防教育33年。我不忘党和祖国的恩情，一辈子热爱祖国，一辈子热爱共产党，在事业上敬业爱岗，奋斗不息。   海外赤子之心，幼年向往新中国 1937年9月，我出生在缅甸北部山区抹谷的一个华侨革命家庭。上世纪20年代，父亲张培道和叔父在家乡江门新会一带从事革命活动，他们都是共产党员。1927年江会地区党组织响应广州起义失败后，叔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在广州红花岗（在今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）壮烈牺牲，父亲被迫经香港逃亡到缅甸抹谷。在那里，他不忘共产党员的使命，继续搞革命活动，从事缅甸华侨爱国民主进步教育，40年代积极参与组织爱国华侨的抗日团体和出版进步爱国报纸。 我哥哥在解放战争期间从缅甸抹谷回昆明读书后参加革命运动，参加共产党，参加解放军，为解放云南而战斗。母亲虽然是婢女出身，丁字不识，只是一个家庭妇女，但一辈子跟随和支持父亲从事正义的革命事业。 我出生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，从小受到父母的教育，要我继承叔父的革命遗志，教我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：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。”我小小的心灵里热爱共产党，憎恨国民党反动派，向往新中国。1949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到缅甸时，和广大爱国侨胞一样，我也感到兴奋。在父亲创办的抹谷复兴学校，我以“百万雄师下江南”为题参加演讲比赛，获得第一名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复兴学校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，我也跟广大华侨和缅甸友人一样，感到十分高兴。第二年，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，年仅13岁的我，就出力帮忙，骑着自行车到抹谷各处的华侨家庭售卖由长辈们制作的五星红旗。10月1日那天，宝石山城抹谷到处五星红旗飘扬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海外华侨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。 抹谷虽然是世界闻名的宝石城，我家在那里却十分贫困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没有社会地位，受人歧视，受人欺负。我热爱共产党，心向解放了的社会主义的祖国。我在仰光进步华侨学府缅甸南洋中学只读了半年，就于1952年5月乘船离开仰光，在大洋中航行13个昼夜，经香港回到可爱的祖国。在深圳罗湖桥头，当我第一次见到持枪站岗的解放军、见到五星红旗在海关高高飘扬、听到大喇叭播放着“歌唱祖国”的嘹亮歌声时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   牢记初心，为建设祖国而勤奋学习 我回祖国升学，目的是明确的，就是为建设祖国而学习。我在仰光的同学送我照片留念，都会在照片背面写上“为祖国而学习”、“为建设祖国而学习吧”的题词来激励我。为建设祖国而学习，是我的初心，从中学到大学，一点不动摇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没有私心。1952年9月，我考入广东华侨中学，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经常教育学生，要为建设祖国而学习，使我学习目的跟明确，思想更坚定。 为了将来能更好为祖国服务，我一直勤奋学习，尊敬老师，遵守校规，做到各学科平均发展，成绩优秀，品学兼优。我思想积极向上，参加了共青团，乐于参加许多社会工作。关心国内外大事，积极读报，当学校报刊发行站站長，当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，出版墙报。 我的表现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重视和培养。1957年毛主席发表解放台湾宣言，广东省侨联举行座谈会，学校派我代表归侨学生出席，我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号召，一定要解放台湾。印度尼西亚青年代表团路经广州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，学校老师让我一人带领我校学生去广九火车站迎接印尼青年代表团。老师那样信任我，锻炼了我独立工作的能力，使我很感激。 我最初的志向是将来当桥梁工程师，为祖国建设桥梁。后来受到父亲的一位老战友的启发，说中缅友好关系日益发展，国家一定需要缅语翻译人才，说我应该利用懂缅语的长处，从事缅语翻译工作。于是，我把志向转到外语方面来。我认识到，为了将来能更好地用外语为祖国服务，我必须学好几门外语。我利用课余时间，如饥似渴地自学缅语，无师自通。当时初中学的是英语，我的英语成绩很好。我又利用寒暑假，到校外的私人俄语补习班去学俄语。因此，到了高中阶段学校转教俄语时，我因先走了一步，俄语学习得很轻松，俄语成绩全校拔尖，1958年高考时，我也就能用俄语考入名牌大学中山大学外语系学习。 我在广东华侨中学读书六年，是学文化知识、培养思想品德和世界观的六年，是接受各年级各学科的老师耐心教导、培养和关怀的六年。这六年，我不用交学费，还一度领过助学金。在学校寄宿，吃住无忧，生活得很安宁，很愉快。这六年，实际上是我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教育，让我逐渐成长的六年，使我终生难忘。我感恩老师，感恩党和国家，让我更热爱党，更热爱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。 在中山大学外语系，我不忘为祖国而学习的初心，完成五年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习，又选修法语两年。大学三年级时，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权威、中大副校长陈序经指示我，要我准备大学毕业后从事缅甸历史研究工作，要我既要学好英语，也要抓时间学好缅甸语。我本来对历史没有兴趣，但我认识到，这是祖国的需要，于是，我利用课余时间，大量阅读缅文书报刊，上至天文地理和时事政论，下至文学历史和歌曲，凡能买到订到的，我都阅读。我还自己订阅英语版《北京周报》、《莫斯科新闻》，课余阅读，掌握了大量政治时事词汇。积极收听国内外的英语、缅语电台广播，主动训练英缅口语，为大学毕业后在解放军从事国防教育33年和在地方搞缅语翻译工作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1963年大学毕业后，我服从分配，到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研究缅甸历史。但连续两年，我又服从学校指派，参加省委工作队，分别到高州县和花县参加“四清运动”。因此，尽管通过我的关系，请缅甸爱国侨胞购赠中山大学很多缅甸历史书刊，我却没时间开展缅甸历史的研究工作，不能不感到遗憾。  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