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标签 "侨生"

骠国飞回的归雁， 为求真而栖息春城， 稚嫩的脸庞总露着微笑。 这是一群侨生， 泣别了养育自己的父母， 告别了第二故土， 聚集一起生活、学习， 有人问： 你们为什么要回国？ 有的鄂然， 有的迎风跟随。 但热爱祖国， 永远是我们侨生的精髓。 而今我们均为逾古稀之辈， 回眸曲折的人生旅途， 上山下乡练过腿弯过背， 蹉跎岁月风风雨雨，...

上世纪70年代，姑娘找对象，解放军可是香饽饽，闽南话传说，嫁给解放军，有得吃又有剩。进国营工厂当工人，有固定收入端铁饭碗，也是青年男女所梦寐以求的工作。1975年，年近而立的我，从“半个兵”的建设兵团“土楼”医院调回厦门，进入厦门郊区唯一的国营企业——厦门郊区农械厂，“抹黑手”当工人。 厦门郊区农械厂，位于厦门市灌口镇李林村牛坞。从杏林曾营工人宿舍9号楼二楼面积仅有20余平米的家中，我骑单车需约30分钟去报到，厂部劳工分配我到“电机车间”工作，并安排我在3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下榻。 “电机车间”生产和维修电机，沈主任是一位从海军退伍的印尼万隆归国的侨生，也是我的师傅。或许是“侨”的缘分，我们一见如故，他安排给我一个工具橱，带我到工具仓库领取铁锯子、榔头、螺丝刀……等。 师傅告诉我钳工的基本功：榔头要砸的准；螺丝既要拧紧，又不能把螺丝拧断；铁锯要把铁条锯断又快等等。动口容易动手难，师傅从废弃物里拿了根铁条，在老虎钳上夹紧，三下五除二就锯断了。我跃跃欲试，拿着铁锯，往老虎钳上夹着的铁条使劲，锯片断了，师傅说，锯时来回摆动要直，东歪西拐，锯片就易断，而且握铁锯及站的姿势要正确，眼看手到须配合好，这样才不会锯歪，产生废品。根据师傅所说的要领，我学会使用铁锯了。 车间生产三相电机，从镀锌片的切割到电子芯片的成型冲压，不定时晚上加班将铝锭开高火炉融化，浇注电机转子，绕匝漆包线及嵌入，均由我们齐心协力去完成，我什么活都边学边干。记的每当开完高火炉后，满身大汗，厂浴室没有热水供应，我们以生铁放至炉中烧红，拿回宿舍放至有水的桶里“嗤”一声加热后洗澡。虽然我们都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汗水，当一台台电机诞生走出车间，我们每个工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，颇有成就感。  由于我在岗位上认真、细心地边学边干，表现良好，1977年2月，被厂里评为积极分子出席厦门市郊区工业、财贸学大庆会议。经厂里同意，我们一行4人，还到南平、福州等兄弟工厂去参观学习。 后来，厂里为农业机械化生产形状如船的拖拉机，称“机耕船”， “水”陆两用，农忙时下地耕田，农闲时在马路上行驶载货，深受农民兄弟的喜爱。因人手缺乏，我被调到“机修车间”，重新当学徒，学习修理机耕船、拖拉机、柴油机等等。这个车间，除了手抹黑，干完一天的活，工作服都沾满油污。在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，我也学会了一般的修复处理，有一次竟然还开着修理好的机耕船奔驰在马路上。 工厂周日休息，周一复工。1977年前，我与父母亲同住在杏林曾营工人宿舍，一房一厅蜗居7口人，浴室、厕所是共用的，周六下午回到家，我只好到附近的纺织厂、二化纤厂或电厂去痛痛快快地洗热水澡；晚上睡觉水泄不通，我铺钢丝床睡在过道。若外婆从高浦来过夜，更是拥挤不堪；1977年后，家母厂里又分配了离家不远4楼的一房一厅，成了我们的洞房，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。 1979年搬家至厦门岛内，住进夫人工作的大同中学（当时是厦门四中）宿舍里。当时，农械厂周末休息及周一复工有“解放牌”厂车接送，于是，我也跟着厂里的汽车往返。直到1980年，调到厦门汽车修配厂工作，才终结颠沛流离的生活。...

鹭岛有一间国营工厂——厦门汽车修配厂，位于厦禾路文灶马路旁。上世纪70年代，该厂承载着厦门市的汽车大修，一辆汽车入厂“住院”，没有提着紧缺物资花生油“挂号”，排3个月的队维修属正常事。1980年，我从厦门郊区农械厂调进该厂的金工车间当立车工学徒。   金工车间有卧式、立式车床，我分配在立式车床学技，陈师傅是一名退伍军人，为人正直，他知道我是缅甸侨生，虽是师徒，却很投缘，亲如兄弟。当时，我蜗居厦门四中校园角落的课室里，两家之间以“预制板”隔离，状况颇与香港电影“一板之隔”相似，至1992年搬家，整整住了12年。   车间安排白、夜两班制，周日休息后调班，无论上白班或夜班，我均骑单车往返。夜班厂里食堂，凭发放餐卷，有面条、包子等供应。刚上班，师傅带我去仓库领取工具橱，扳手、螺丝刀、铁锤、15cm、30cm不锈钢尺子，游标卡尺等，并带我绕厂参观锻造、电镀、修配等车间。初来乍到，我只能给师傅搭把手，逐渐即能独立干活。   车间两台单柱式的立式车床，主要用于加工直径大、长度短的大型、重型工件和不易在卧式车床上装夹的工件，我们主要加工从锻造车间出炉的糖厂榨糖使用的轧辊粗坯，它需以钢丝绳套紧，用叉车吊起，缓缓置入工作平台，调整好平面，再用夹板以螺丝锁紧，开动适宜的转速和吃刀量，随着车床的转动与电动自控的进刀，生铁粗坯剥落而下。下班前，得打扫和清理车削，用铁铲将其装入板车，推到锻造车间废铜烂铁堆里回炉。一班下来，脸、手，鼻孔均黑，在厂里的澡堂洗个热水澡后再回家。      我是1964年8月从缅甸仰光回国求学深造的“侨生”，十年动乱打破了求学之梦。至1978年恢复高考，我参加了并去体检了，因无“后门”而名落孙山；初心不改求学梦的我，1981年4月，报读福建工人业余工学院英语单科，1982年报读广播电视大学英语单科，均取得结业证书。1983年，我报名参加成人高考，虽然总分离报考英语专业录取分数线只差几分，但语文分数高，类似情况的“老三届”、“新三届”约30人，我们联名写信、打电报至教育部门、高招办，要求录取在“中文专业”上学，“拯救我们老三届吧！”“誓死夺回荒废的青春时光！”执着的追求终于获准，1983年秋，录取在教育部承认的厦门工人业余大学（以下简称业大）中文专业求学，成为“秋士”得以深造。   业大校部、课室均设在当时的工人文化宫，面授课程均在晚上。第一天上课是教务主任洪老师执教《现代汉语》，他说：你们争取来的机遇难得，要快马加鞭赶上课程，故周日照常上课。同窗们来自厦门各行各业，白天干活，夜晚上课，白领尚可，在工厂干完体力活，晚上又得赶去听课，我口袋里常带一盒“万金油”，欲打瞌睡时，抹在太阳穴提提神；后来，我听课时坚持作课堂笔记，这样瞌睡虫也不缠身了。 当年业大校部的厦门市工人文化宫。 2018年中秋，阔别31年的业大同班同学与老师聚会合影。   四年夜晚在人生的旅途不算漫长，但要修完25门课程，确实艰辛，“工作、学业、家庭”如三股麻绳拧成一条鞭子，在脊背抽打着我，不进则退。我博得师傅的理解与支持，上夜班，立车上的工件在转着，我边背诵着手抄纸上的唐诗宋词。1987年，年满不惑之年的我，终于取得毕业证书。 1984年2月，邓小平同志“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”题词的春风，三资企业如雨后春笋在厦门应运而生。1985年，我停薪留职离开了工人岗位，来到了三资企业“金宝酒店”，步入了人生的新旅途——旅游行业。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