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12月20日一大早，我打开微信，突然收到华昌兄的一则《讣告》，说是他旅居美国的哥哥陈万昌医师于昨天上午8：30分因病不幸逝世。我一下子呆了，茫然、黯然、无语！ 从年龄上说，我和华昌兄都是40后，岁数相差不大，当年在“缅甸华侨中学”，他仅仅比我高几届。但万昌先生不一样，他是20后，比我们大十多岁。当我进华中上初中时，还是一个不谙世事，幼稚无知的“小文青”，而他已经是学业有成，在华中教书育人的老师。因此，在我眼里，他绝对是前辈级的人物。
第一次真正认识的万昌先生，是我生病临时住在广庇楼边边的一间小病房的时候，他来学校给我看病。我那时体弱多病。他作为兼职的华中校医，详细询问了我的病情说，你主要是气血不足，体力差。鼓励我平时只要注意多锻炼身体，会好起来的。他看见我病床边有一本我刚从仰光南侨书店买的查良铮翻译的《拜伦诗选》，拿起来一边翻看一边露出喜不自胜的表情，那是一种爱书人才有的惊喜目光。他问我“你喜欢拜伦？”“能借我看看吗？”面对和蔼可亲，大哥似的医生，我腼腆地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他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，让我过几天进城到五十尺路他家或者他家斜对面的“华侨义务诊所”找他，他会还我书。
第二次见到他，是1994年，仰光。
那是我回国30年，第一次返缅探亲。而之前几年，我仰光的凤卿大妹已经嫁给他的小儿子，小夫妻两一起远赴美国留学定居。我们两家成了亲家。一天，他听说我来了，约我在南勃陶上段的铁皮屋市场吃了一顿印度口味的早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缅甸的亲友对回缅探亲的亲友，都有请吃缅甸风味早点的礼节。那时候，万昌先生已经是缅华知名的后起侨领了，他于百忙中请我，我甚感荣幸。进餐时，他详细地问我在国内的工作生活，并说，我们两家是亲家了，你在昆明要多和华昌来往，互相帮助。我告诉他，华昌和我是好朋友，我们常来常往。他住的昆明小西门“华侨新村”是我们归侨朋友经常去聊天聚会的地方。他还是我们云南缅甸归侨联谊会的秘书长兼副会长。我们在昆明的 缅甸归侨在联谊会登记在册的有三百多人，很团结。
他很高兴。问我有几个孩子。我笑道，我们是“只生一个好”，不够华昌赶着末班车，生了两个。他也笑道，你们在国内，受国家生育政策的限制，只能“造”一个，不像我们，可以多“造”几个，说到这里，他哈哈大笑。我也笑了。末了，他开了一个书单，叫我回到昆明让他华昌帮他买。记得其中有《读者文摘》。看来，他酷爱读书学习的好习惯没改。令我敬佩。
我和他的这次见面，他的睿智、随和、幽默的谈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第三次和他见面，是在昆明。
那大约是2005年左右。我听说他到昆明了，特地到华昌兄住的“华侨新村”家去拜访他。他依然精神焕发，十分健谈。这次他谈到我的凤卿妹妹，他的儿媳妇。他夸我凤卿妹妹学习好，能干，对他的儿子帮助很大。他们现在在美国都是医生，生活过得很美满。他关心地询问我的住房情况。我说改善了，还不错，并请他到我在丰宁小区的新家。他很仔细地到处看看，点点头说，好！我回到仰光一定告诉你父亲，让他放心。
接着华昌带着我们到他新买下的丰宁新区的一套住房去看。他说，你们国内的人这些年生活有很大改善。比缅甸好多了。缅甸现在和中国的差距，恐怕有半个世纪。他说他也已经移民美国了，不够隔三差五的他还是常常回仰光去。舍不得啊，住惯了，不少亲朋好友都还在缅甸！仰光相当于是万昌先生多年经营做生意和开展侨界工作的“根据地”，他自然“舍不得”轻易放弃。
最近这两年，听华昌兄说，万昌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。今年十月，华昌的几位旅居美国兄弟跟美国的一个旅行团到北京、上海、云南等地旅游。凤卿妹妹夫妇也在内。16日，他们路经昆明下榻翠湖宾馆，我和华昌一起过去和他们见面。听他们说，万昌先生的病已经越来越重。毕竟是年近九十的耄耋老人了，身体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尽力维持治疗，别无他法，只能面对。
作为医师，万昌先生明白自己的病，他坦然面对。在最后不多的日子里，他还一一向多位亲友坦然告别！
该吃就吃，该玩就玩，该做就做。潇洒而来，坦然而去。
这就是万昌先生。
封面
文章写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，缅甸东吁侨领、老教师、中国远征军旅缅河南洛阳老兵杨伯方老先生历时十多年为迁建“缅甸东吁中国远征军纪念碑”和在东吁建造“中国远征军纪念馆”的奔走呼告，艰难筹建过程中，万昌先生作为仰光的侨领之一，和杨老先生的这项伟大义举有过紧密的来玩交集。于是我急忙翻找出杨老先生生前送我的《缅甸东吁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建立五十周年纪念册》，果然有以下几点发现：
陈万昌任编辑委员会头像
- 在该书编辑委员会仰光区的9人名单中，万昌先生排在第一；
- 在东吁“中国远征军纪念馆保管委员会顾问团”仰光区的6人名单中，万昌先生排在第二位；
陈万昌献锦旗
- 2001年12月27日在东吁举行的有中国驻缅领事官员和各地侨团代表参加的“东吁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建立50周年纪念大会”上，万昌先生代表缅华仰光侨团献锦旗和讲话的照片；
陈万昌写给杨伯方信影印件
- 在该书P114页上有当年万昌先生2000年3月写给杨老的一封信的影印件。该信是万昌先生以“缅华文化艺术协会”主席和“华中校友会”主席的身份写的。信中，他立场鲜明，热情洋溢地支持和鼓励和肯定杨伯方老先生迁建缅甸东吁“中国远征军纪念碑”和建造“中国远征军纪念馆”的工作。在当年杨老先生建碑、建馆的过程中，当地侨界出现了一些针对老先生的不同的声音和流言蜚语。万昌先生的支持无疑让杨老感激于心。因此在他编撰的这本《纪念册》中特地刊出万昌先生这封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信件。
缅甸政府批文影印件
杨伯方关于纪念碑迁建文章
5.杨老先生1992年12月在中国驻缅大使的协助下，正式上书当时的缅甸军政府申请迁建“中国远征军纪念碑”。期间历经3年多渺无音讯。1996年，万昌先生闻知此事，曾经动用了他与军方的某些特殊关系，从中斡旋出力。终于，在中国驻缅大使官方和万昌先生等的民间外交双重努力下，1997年3月5日获得缅甸政府最高当局的正式批准文书（详见《纪念册》p71页杨伯方写的<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搬迁与重建经过三任大使的更迭终于大功告成>一文）。
由此，我们看出万昌先生生前为侨为教所作出的贡献。
先生走了。他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。
文章写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，缅甸东吁侨领、老教师、中国远征军旅缅河南洛阳老兵杨伯方老先生历时十多年为迁建“缅甸东吁中国远征军纪念碑”和在东吁建造“中国远征军纪念馆”的奔走呼告，艰难筹建过程中，万昌先生作为仰光的侨领之一，和杨老先生的这项伟大义举有过紧密的来玩交集。于是我急忙翻找出杨老先生生前送我的《缅甸东吁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建立五十周年纪念册》，果然有以下几点发现：
1. 在该书编辑委员会仰光区的9人名单中，万昌先生排在第一；
2. 在东吁“中国远征军纪念馆保管委员会顾问团”仰光区的6人名单中，万昌先生排在第二位；
3. 2001年12月27日在东吁举行的有中国驻缅领事官员和各地侨团代表参加的“东吁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建立50周年纪念大会”上，万昌先生代表缅华仰光侨团献锦旗和讲话的照片；
4. 在该书P114页上有当年万昌先生2000年3月写给杨老的一封信的影印件。该信是万昌先生以“缅华文化艺术协会”主席和“华中校友会”主席的身份写的。信中，他立场鲜明，热情洋溢地支持和鼓励和肯定杨伯方老先生迁建缅甸东吁“中国远征军纪念碑”和建造“中国远征军纪念馆”的工作。在当年杨老先生建碑、建馆的过程中，当地侨界出现了一些针对老先生的不同的声音和流言蜚语。万昌先生的支持无疑让杨老感激于心。因此在他编撰的这本《纪念册》中特地刊出万昌先生这封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信件。
5.杨老先生1992年12月在中国驻缅大使的协助下，正式上书当时的缅甸军政府申请迁建“中国远征军纪念碑”。期间历经3年多渺无音讯。1996年，万昌先生闻知此事，即刻动用了他的某些特殊关系，从中斡旋出力。终于，在中国驻缅大使官方和万昌先生等的民间外交双重努力下，1997年3月5日获得缅甸政府最高当局的正式批准文书（详见《纪念册》p71页杨伯方写的<</font>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搬迁与重建经过三任大使的更迭终于大功告成>一文）。
由此，我们看出万昌先生生前为侨为教所作出的贡献。
先生走了。他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。
2018年1月8日
写于昆明文瑞书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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